土家织锦源于巴人的手工纺织。古代巴人在父系氏族时期就生活在鄂西清江流域，其纺织自古有之。《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即巴子国），其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皆纳贡之’”。《后汉书·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玉篇》释“”为蛮布，即蛮夷所输官以代税之布之称。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南郡蛮夷布”。《后汉书·南蛮传》中：“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布。板循蛮本地巴子国，其人称民，其布亦谓布。”因称赋税为“”，故曰“布”。
由此可见，汉代“人”在狩猎经济时期，布已成为纳贡之名品。到隋代《隋书》云：“诸蛮多以斑布为饰。”又记：“适雅唐楚州贡孔雀布，谓华文如孔雀，即南斑布之类。”《南州异物志》：“五色斑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南史·夷貊》载：“林邑国有古贝者，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
唐宋时以土家族聚居于“九溪十八峒”又称其为“溪峒布”。《宋史·真宗本征》：“大中祥符五年，峒酋田仕琼等贡溪布。”明代土家先民被称为土蛮、土人、土民。《大明一统志》记：“土民喜五色斑布。”《永顺府志·物产志》称：“斑布，即土锦。”土妇善纺织，到清末至民国时期又称为“土花”或“土锦”。土家锦以棉纱为经，各种颜色的粗丝、棉、花绒线为纬，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纬线显出花纹，手工挑织而成。
其纹饰内容，最早出现的是各种勾花，从四勾到单八勾、双八勾、单十二勾、双十二勾、二十四勾、直至四十八勾，由简及繁。后有动物图案，如猴子花、虎脚花、猫脚花、燕子花、锦鸡花、阳雀花、大蛇花、小蛇花等，这些都是来自于古老山区常见的动物。进一步出现的是植物类图纹，如木兜花、白菜花、枫叶花、莲花、梭罗花等。其后还有动植物组合的图纹和其它综合类纹饰，如龙凤呈祥、凤穿牡丹、鲤鱼跳龙门、福禄寿禧等。归纳起来，这些纹饰大部分出现在“改土归流”之前，多呈原始古朴的传统风格，而改土归流之后的衍生纹饰，明显受到汉文字和吉祥纹样的影响。现在能收集到的土家织锦图纹尚有120余种，足见其纹饰内容的丰富、组织方式的多样以及题材的广泛。
对土家织锦中的抽象八勾几何纹饰的考证，从其原始的经纬织造中可以反映出与我国古代不同时期几何纹的渊源关系。其图案组织风格均可在商周时代的勾连雷纹、回纹、雷纹、矩形纹图案中得到对应。如把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褐地矩纹锦与土家的小蛇（龙）花对照即可知这些散点连续几何纹的渊源；又如唐朝的龟甲王字纹锦，其六棱形与土家锦中的粑粑架、棱子花等纹饰相通；再如宋代的八答晕锦中方形、八边形套连的构架组合在土家锦的桌子花或椅子花等纹样中得到了对应；而清代的云形几何纹锦与土家锦中最难织造的椅子花构架则极为相似。这些使我们看到了在生产生活极为落后，地理极为闭塞的的条件下，土家人所具备的那种向先进文化和新生事物积极学习的智慧和气度。而正是这样一种气质，使得土家织锦在历史长河中永远具有蓬勃的生机。
土家织锦的颜色运用反映了强烈的民族心理意识。对土家人来说，红、黑是最为重要的颜色。在打花中往往取色浓重，色彩对比强烈，其中红色独占鳌头。《后汉书》载巴人最早有五姓，分不同洞穴而居，其中一姓属赤穴，其余皆黑穴，在五姓中处主导地位的是赤穴一姓。在织锦中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作底来烘托红色，表现出强烈的氛围或对纹饰内容的升华。色彩有着依附于形而又超越于形的表现力。色彩的运用方法尤如一种平面化的装饰构成，随不同材质肌理和经纬色纱线的交织产生不同的色彩效应。这些精美纹饰的色彩表现不是对自然色彩的再现，而是土家妇女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化追求。其绚丽强烈的色彩表现与山地艰难的生活环境及劳累辛酸的人生历程形成鲜明的反差。她们似乎把对生活、爱情的炽热追求都倾注在这五彩斑斓的织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