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正式出版的当天，说部传承人之一、学者富育光百感交集，含泪念出一份长长的致谢名单：伊郎阿、德连、杨青山、富希陆、富小昌、傅英仁、马亚川、关墨卿、鲁连坤、刘显之、王恩祥、何玉霖这些老人均已谢世，却以各种形式为说部的抢救铭刻下厚重的一笔。如今，许多说部的传承者、保护者，都已是年过7旬的老人。强烈的责任感和对满族文化的认同感，使这些老人把抢救说部文化、维护满族文化生态的强烈意识化为行动。《说部丛书》出版的背后，是他们近30年来所做的努力。
一直在路上
富育光，1933年出生于黑龙江，满洲望族富察氏后裔。在富育光孩提时代，不论年节、婚丧嫁娶还是老人寿辰，作为氏族首领或萨满的老人都要盘腿坐在炕上讲述说部，间或用蛇、鸟、鱼、狍等皮蒙的满族传统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其他人则按辈分依次坐在地上，辈分小的孩子甚至能一直排到大门口。这种记忆，成为富育光的一种情结。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化结构和生活境遇也有了变化，年轻人甚至连“说部”二字都很陌生，使富育光感到忧心。他更不能忘怀的，还有来自其老父的一份希冀和嘱托——富育光之父富希陆系念说部，在“文革”期间因此被斗致疾，却矢志不渝。1980年秋，富希陆病危时，在病榻上向富育光口述祖传《萨大人传》，老人家讲一气儿，歇息一气儿，富育光则含着泪一字一句地记录，留下了宝贵的说部资料。说部的抢救整理也因此成为富育光的终身使命。
在富育光家里，无论书柜上还是床下，随处都能“变”出条理分明的纸盒、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泛黄的白色纸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手写资料。这些本子是富育光“自制”的。从1981到2004年间，富育光多次到黑龙江省爱辉、呼玛、孙吴、逊克等地的满族人家走访。因为是乡下僻壤，朴实的庄稼人“一见到我往外掏本子记就紧张，表达不畅”，富育光便只拿单张的纸记录。回家后，再把纸片按顺序整理，粘贴成一本。在第一批丛书出版的11部说部中，有富育光讲述或整理的4部，在丛书的550万字中占300多万字，均是这样一张张、一本本搜集而来。
说部传人富育光的部分手稿
从《萨大人传》到《乌布西奔妈妈》的搜集整理，从理顺富察氏家族的说部传承脉络到其他家族的资料发掘，富育光每年有200多天的时间用在去农村普查上。说部的搜集整理，奔波之频繁、之漫长，超过了常人能承受的程度，更是对老人们巨大的考验。2006年初，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副主编荆文礼为丛书配照片，来到长岭镇，却深入到一个不通车的孤村“犄角”里，没有车，出不来，荆文礼被“困”在林海雪原中。最终，他搭到一辆拉煤的大车，倚在煤堆上，经过5个多小时才“突出重围”。凌晨4点在不通车的小站上孤独的守望，在大雪地里摔倒又爬起，都是荆文礼的生活一瞬。不是在整理说部，就是在搜集说部的路上。这句话，概括了这些老人们的生活状态。
一棒棒传下去
许多说部资料的保存流传，很有接力棒的意味。“老关爷子能讲，过年过节我们都去他家听掌故”。从乡民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位能言善辩的“故事老人”。关墨卿不仅掌握大量民间传说故事和谣谚，还是《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金兀术传》等说部的重要搜集整理者和传承人。1995年，关墨卿在去世前，专程去了一趟傅英仁家，把自己所有的资料和手稿倾囊相授。同样，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积极配合我省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在去世前把其所掌握的大量说部资料以录音形式保留下来。2004年，傅英仁给荆文礼画了一幅玛虎戏面具的图样，成了两位老人之间交换的最后的礼物。
说部的危机，很大程度上可以是说部继承人的危机。强烈的责任心、事业心和使命感，促使着老人们着力培养年轻一代的说部接棒者。2006年春以来，在富育光的故乡，其侄儿在族中讲述《萨大人传》，将失传已久的家族活动逐渐发展起来。其他传承人中，温秀林、张德玉、何世环分别培养女儿或孙女，将说部艺术传承下去。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一部分，满族说部的保护及传承任重而道远。说部背后的老人们，付出近一生的心血，将星星之火化为可代代传承的薪火，指引后人走向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