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川木雕技艺是一门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云南又有着盛产优质木材的沃土，这为剑川木雕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铜房子模型和铜鼓上的船纹，就可以看出木雕艺术萌芽的端倪。公元前，剑川木雕就已用于祭祀、建筑和装饰用品。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原的宗教与文化在云南地区得以交融，这对云南木雕工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个时期的《新纂云南通志·大事记》记载：“(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公元58～75年)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大理地区已于西汉时实行郡县制，府舍中当“皆有雕饰”。“可见远在汉代，云南就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木雕艺术品，那时的木雕制作工艺还很不成熟，主要使用凿子进行线刻和圆雕，但也能相当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出雕刻对象的神态，开始确立了云南木雕艺术粗犷、古朴的一些基本特征。”
真正的剑川木雕工艺诞生于唐朝天宝年间，它是在民间建筑和佛教建筑木雕的基础上，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后，再经过木雕艺人的不断创新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皮逻阁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与中原密切交往中，南诏国大量吸收了汉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筑、雕刻、绘画也相当出色。尤其剑川地区的雕刻技艺已发展至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为建筑宏丽的宫殿、庙宇、园林和民居。为了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南诏国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学习汉族的儒学文化；派文人学士出外学习汉文化；俘虏汉族工匠艺人，并把他们引入南诏，传授技艺。在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王嵯巅统兵侵入嶲、邛、戎三州虏“子女百工数万人”(《蛮书》语)，其中就有着名的建筑师徵义和恭韬，还有众多的织锦女、瓦工、木工艺人。所以剑川白族木雕技艺的长足进步与这次大量外来技术人员的引入密切有关。这个时期，南诏社会的发展无不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个时期的木雕艺术极具代表性：在装饰题材方面以宗教艺术为主，其造型凝炼，刀法熟练流畅，线条清晰明快，一般均用剔透和浮雕等手法，层层刻出带有神话色彩和吉祥幸福的图案，生机盎然，情意隽永，健壮硕美，体现出南诏时期的木雕装饰风格强烈的艺术特征。公元937年，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与中原宋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贸易频繁。元代郭松年《大理行记》写到“大理与宋王朝相与使传往来。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略本于汉”。这时白族的雕刻、绘画等艺术也有了显着的成就。
在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云南的文化艺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佛教成为南诏国的“国教”，大理国也被称为“佛国”、“妙香国”。所以在云南的大理“出现了宏伟壮丽崇圣寺三塔、造型优美别致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瑰丽辉煌的南诏图传、张胜温梵画卷”。一些抽象的雕刻作品经过当时的木雕艺术家的巧妙构思和精雕细刻，成就了许多让后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精品。“唐代，剑川木雕就承担了南诏王华楼木雕物件的制作，宋代曾有剑川木匠进京献艺。现存年代最早的剑川木雕精品是珍藏在省博物馆的大理国（宋代）时期的佛屏，长114厘米，宽62厘米，厚7厘米，上雕33尊佛像，人物栩栩如生，风格与剑川石窟的天王、明王造像（唐代）非常接近，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的白族木雕人物造像佛屏”。这座佛屏雕刻的佛像及各种动物、植物，造型别致，雕技精湛，生动逼真，画面错落有致，美观大方，是十分珍贵的木雕珍品。安宁曹溪寺的木雕华严三圣像，是国内宋代(大理国)时期木雕造型中少有的精品。可以看出，在宋代大理国时期，以宗教为题材的剑川木雕已达到非常高超的水平。“经过汉、唐两代的锤炼，尤其是受到汉藏佛教建筑文化的影响，剑川古建筑中的木雕饰件逐步得到发展，当石钟山的甘露观音面世时，剑川木雕工艺水平发展到相对熟练精细的程度。这一时期剑川木雕甚至已分出了雕刻类型，这种类型大致分为殿堂的斗拱、梁雕、枋雕饰件和佛龛、背屏雕花两种类型。”由此可见，云南剑川木雕艺人，把木雕技术大量地运用在建筑和家具装饰上，其制作工艺有了很大的发展，技艺水平也相当成熟，在大胆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浓郁的民族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