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鄂伦春族的社会发展还停留在被称为“乌力楞”的父系家族化公社阶段。当时氏族组织虽仍然存在，但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已不是氏族，而是“乌力楞”。每一个“乌力楞”包括着同一祖先若干代子孙的一些小家庭。“乌力楞”的家族长称为“塔坦达”，其内部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过着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制生活。17世纪中叶以后，清廷对鄂伦春族的管辖制度更趋严密，鄂伦春与鄂伦春族——图腾
满、汉等族的经济交流也得到了发展，铁质工具、枪支的输入，以及狩猎产品同农牧手工产品交换的发展，逐步在鄂伦春族社会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除猎场、森林、河流仍属于公有而外，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已由公有演变为私有，劳动组织和分配制度也起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原来孕育在“乌力楞”内部的个体家庭的崛起，终于导致了“乌力楞”由血缘组织演变成为地缘组织，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到1945年8月解放前，鄂伦春族的社会已进至毗邻公社阶段。
鄂伦春族人民主要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地带，地势在海拔500—1500米之间，正是高寒山区，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莽莽兴安岭栖息着鹿、狍、犴、虎、豹、野猪、熊、狐狸、猞猁、水獭等野生动物，纵横交错的河流，生长着各种鱼类。这优越的自然环境最好的天然猎场，为狩猎的鄂伦春人提供了丰富的衣食之源。建国前，鄂伦春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辅之以捕鱼、采集和手工业。社会内部只有男女老少之间的自然分工，还没有形成社会分工。在1000多年前，就有关于鄂伦春族是狩猎民族的记载。狩猎主要是男的事情，有时妇女也随同出猎。狩猎工具有枪支、马匹和猎犬。主要采取集体狩猎方式，但已不是以“乌力楞”为单位，而是根据自愿临时组织起一个或几个“阿那格”分头进行。所获猎物在“阿那格”内平均分配，但兽肉的分配则是一直保持在“乌力楞”内平分。同一“乌力楞”内未参加出猎的鳏寡孤独，一般比猎手分得要多。外来客人如果遇上分配，也照例可以分得一份。个体狩猎虽已出现，但为数极少。狩猎所获是鄂伦春族衣食的主要来源。捕鱼多用“挡集子”方法集体进行；也有的乘桦皮船叉鱼；用网捕鱼是从别的民族中传入的。捕鱼大都由男子负责，采集则多由妇女承担。捕获的鱼类，采集的野菜、野果，是鄂伦春族食物的一种重要补充，如一时食用不完，即把它晒干贮存起来，以备猎获物缺少时食用。
鄂伦春族的手工业主要有皮毛制品和桦皮制品；多由妇女制作。对在不同季节打猎所得的兽皮，她们按其性能和部位，缝制成适宜于不同季节穿用的服装；将从桦树上剥下的整张鄂伦春族
桦皮，加工制成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器皿。妇女们在这些皮毛制品和桦皮制品上面绣的或雕的各种图案。最能反映狩猎文化的传统特色。此外，男子还用手工制作骨器、木器和铁器。
近代以来，农业在部分地区的鄂伦春人中有了萌芽。清末及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期，政府强制推行“弃猎归农”政策，鄂伦春地区的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但从事农业非鄂伦春人所习惯，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严重摧残，到1939年，鄂伦春地区的农业已被破坏净尽。
各个部分鄂伦春族之间由于从事着大体相同的生产，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换关系，交换多与其他民族进行。开始是偶然的，以后逐渐成为经常的，并由此打开了鄂伦春社会自然经济的大门，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
尽管鄂伦春族在历史发展中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民族压迫，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鄂伦春族人口锐减，到1945年8月获得解放的前夕，鄂伦春族只剩下1千余人，境遇悲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于1951年10月1日成立了鄂伦春自治旗和多处民族乡。国家给予鄂伦春以特殊照顾，拨出大批资金，于1953年开始建筑新房，逐步实现了定居。现在绿树成荫的新村里幢幢整齐明亮的大瓦房以及学校、商店等代替了昔日的“仙人柱”。兴安岭上出现了电灯通明的新城镇。狩猎的土枪已换成步枪和半自动步枪。相继兴建了养鹿、养猪、养牛、养蜂场。每年向国家提供上千两鹿茸。农田耕作已使用多种农业机械，粮食总产量成倍增长。以往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现在筑起公路，通了汽车，铁路也通向鄂伦春的一些新城镇。过去连文字都没有的鄂伦春族人民，如今已普及了中学教育，不少青年上了大学；有了电影队、文艺队、俱乐部、广播站，本族丰富的民间歌舞搬上了舞台与银幕。旧社会鄂伦春族地区无医无药，天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患妇女病的竟达妇女总数的80%以上，而今天乡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村有卫生员，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已绝迹，人口成倍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鄂伦春族人民的各项生产迅速发展，收入大为增加，生活显着改善。他们不仅大力发展农、牧、副业等生产，而且肩负护林防火的重任，护卫大小兴安岭森林的安全，为保障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出供应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